媒體是傳播信息的媒介。隨著媒體融合的推進，媒體格局已發生深刻改變。除了傳統的報紙、期刊、廣播、電視，涌現出各種型態的網絡媒體，包括各新聞單位、各級政府、司法機關、各企事業單位的門戶網站、APP、官方微博、微信公眾號，還有平臺化的新聞信息聚合平臺，以及海量的自媒體群體。為了追求信息傳播的速度、數量，特別是借助算法技術實現新聞信息生產和分發的精準化和定制化，媒體的報道內容和報道方式越來越頻繁地涉及到公民個人信息，尤其是個人隱私信息和敏感信息。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的正式施行，國家將系統建立健全個人信息保護制度，預防和懲治侵害個人信息權益的行為，加強個人信息保護宣傳教育，推動形成政府、企業、相關社會組織、公眾共同參與個人信息保護的良好環境，確保個人信息保護法的各項要求和規定在社會生活中得到全面的貫徹和實施。由此，各類媒體報道和傳播個人信息不能任性而為，特別是新聞媒體違法報道和傳播個人隱私權和敏感個人信息，將面臨承擔法律責任的風險，必須給予高度關注。
數字和網絡時代，個人信息權益是一種消極權利，個人根本不知道是誰、在什么時間和地方、用什么手段收集和處理了其個人信息。從立法目的看，個人信息保護法的實質功能是一部個人信息處理活動行為規范法，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匯不是“保護”，而是“處理”。在個人信息保護法的八章中（不包括目錄部分），“處理”一詞共出現217次，“保護”一詞出現了67次。
個人信息保護法的實質功能是一部個人信息處理活動行為規范法。個人信息保護的真正立法目的有兩個，一個是“保護個人信息權益”，另一個是“促進個人信息合理利用”，其中“規范個人信息處理活動”處于整個個人信息保護法的核心地位，只有夯實“規范個人信息處理活動”這個關鍵環節，才能確保實現保護個人信息權益和促進個人信息合理利用之目的。
一、新聞媒體處理個人信息應當基于“公共利益”
依據個人信息保護法的規定，處理個人信息應當遵循“告知-知情-同意”的規則。該法第十四條明確規定：“基于個人同意處理個人信息的，該同意應當由個人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愿、明確作出”。可見，處理個人信息不僅僅是“告知-同意”，而是要確保個人的充分“知情”，個人只有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才能自愿、明確地作出決定。
值得注意的是，個人信息保護法第十三條規定了六項情形不需取得個人同意，其中就涉及了新聞報道“免同意”的規定，即“（五）為公共利益實施新聞報道、輿論監督等行為，在合理的范圍內處理個人信息”。該項規定有兩層含義：一是實施新聞報道、輿論監督等行為，必須基于“公共利益”之目的；二是即使是為了“公共利益”實施新聞報道、輿論監督，也必須限定在“合理的范圍內處理個人信息”，這個合理的范圍主要是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范圍，“公共利益”是與“私人利益”相對的一種利益。網絡時代，應當最大限度地防止媒體利用“公共利益”免責事由對自然人“隱私信息”的侵害。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九條規定：“為公共利益實施新聞報道、輿論監督等行為的，可以合理使用民事主體的姓名、名稱、肖像、個人信息等；使用不合理侵害民事主體人格權的，應當依法承擔民事責任。”該條同樣強調了實施新聞報道、輿論監督應當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并列舉了可以合理使用民事主體的姓名、名稱、肖像、個人信息等，但同時明確了如果使用不合理導致侵害民事主體人格權，將依法承擔民事責任。
二、“個人信息”的法定內涵及“匿名化”處理
個人信息保護法第四條明確了“個人信息”的定義：“個人信息是以電子或者其他方式記錄的與已識別或者可識別的自然人有關的各種信息，不包括匿名化處理后的信息。個人信息的處理包括個人信息的收集、存儲、使用、加工、傳輸、提供、公開、刪除等。”
個人信息保護法、網絡安全法、民法典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兩高”司法解釋）中的“個人信息”定義在基本概念上保持了一致，即強調了“單獨或者與其他信息結合即可識別”的“自然人的信息”。但個人信息保護法有關個人信息的定義與上述法律相比較，在內涵上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2017年6月1日起施行的網絡安全法第七十六條（五）明確“個人信息”是指“以電子或者其他方式記錄的能夠單獨或者與其他信息結合識別自然人個人身份的各種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證件號碼、個人生物識別信息、住址、電話號碼等。”這是我國最早以法律形式明確的“個人信息”定義，該定義的核心是“能夠單獨或者與其他信息結合識別自然人個人身份”的各種信息屬于“個人信息”，重點強調了自然人的個人身份信息。
其次，同樣是2017年6月1日起施行的“兩高”司法解釋第一條規定：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定義的“公民個人信息”，是指“以電子或者其他方式記錄的能夠單獨或者與其他信息結合識別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動情況的各種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證件號碼、通信通訊聯系方式、住址、賬號密碼、財產狀況、行蹤軌跡等”。
“兩高”司法解釋和網絡安全法均強調“能夠單獨或者與其他信息結合識別”，最大不同點在于，前者將個人信息限定在“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動情況的各種信息”，特別是強調了“特定自然人”；后者則將個人信息定位在“公民個人身份的各種信息”。
第三，民法典強調了“識別特定自然人的各種信息”，完全擺脫了“識別自然人個人身份的各種信息”的限制。在個人信息保護的司法實踐中，自然人所涉及的“個人信息”不完全是與自然人個人身份有關的信息，還包括與自然人身份無關的各類信息。為此，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四條將個人信息定義為“個人信息是以電子或者其他方式記錄的能夠單獨或者與其他信息結合識別特定自然人的各種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證件號碼、生物識別信息、住址、電話號碼、電子郵箱、健康信息、行蹤信息等”。其范圍相比網絡安全法、“兩高”司法解釋的定義更為寬泛。
第四，個人信息保護法有關“個人信息”的定義與網絡安全法、民法典和“兩高”司法解釋中“個人信息”的定義最大不同點在于，個人信息保護法中的“個人信息”定義增加了“不包括匿名化處理后的信息”，明確了“個人信息”經匿名化處理后不屬于個人信息，也就無須適用個人信息保護法的相關規定。因此，新聞媒體可以合理使用經匿名化處理后的信息。個人信息保護法第七十三條（四）明確“匿名化”是指“個人信息經過處理無法識別特定自然人且不能復原的過程。”該定義中的“不能復原”指采取以下兩種方法，一是刪除個人信息包含的個人描述部分，包括將描述部分替換為其他描述部分，或者使用具有不可恢復的方法等；二是刪除所述個人信息中所包含的全部標識符，包括將標識符替換為其他描述部分，或者使用具有不可恢復的方法等。
三、媒體報道和傳播不得涉及個人隱私和敏感信息
民法典共七編，唯獨有一編名稱中有一個格外醒目的字——人，即第四編“人格權”。人格權獨立成編恪守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以人格尊嚴的至高無上為其根本出發點，這是我國民法典編纂最大的創新和亮點。
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條規定：“自然人享有隱私權。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刺探、侵擾、泄露、公開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隱私權。隱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寧和不愿為他人知曉的私密空間、私密活動、私密信息。”該條中自然人隱私的定義主要有兩層含義：一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寧，二是不愿為他人知曉的私密空間、私密活動、私密信息。
“個人敏感信息”不同于“個人隱私信息”，“個人隱私信息”由民法典第四編第六章“隱私權和個人信息保護”規定，特別是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四條第三款規定“個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適用有關隱私權的規定；沒有規定的，適用有關個人信息保護的規定”。由此，民法典對個人信息保護進行了分工，即“隱私信息”適用民法典的規定，其他個人信息的保護適用個人信息保護法。因此，個人信息保護法沒有對自然人的隱私信息做出專門規定，而是將個人信息分為敏感信息和非敏感信息，并以專節設置了“敏感個人信息的處理規則”。
個人信息保護法第二十八條將“敏感個人信息”表述為：“敏感個人信息是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導致自然人的人格尊嚴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財產安全受到危害的個人信息，包括生物識別、宗教信仰、特定身份、醫療健康、金融賬戶、行蹤軌跡等信息，以及不滿十四周歲未成年人的個人信息。”該條采用了“個人信息被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導致的危害后果+列舉重要敏感個人信息”的立法技術。
在疫情防控期間，凡與疫情有關的個人信息容易受到關注和傳播。一旦涉疫個人信息，特別是敏感個人信息的收集、使用和傳播不當，不但會給涉疫個人及其家庭增添很多煩惱，也容易使其他居民產生恐慌，甚至被別有用心之人違法濫用，不但不利于疫情防控，還影響社會穩定。因此，疫情信息發布應當全面貫徹落實個人信息保護法的各項規定，尤其是強化敏感個人信息的保護。媒體不應使用“X某X”等類似可識別的自然人信息，更不能將感染者稱為“毒王”。政府部門發布疫情通報也應當嚴格執行個人信息保護法和傳染病防治法。依據傳染病防治法規定，故意泄露傳染病病人、病原攜帶者、疑似傳染病病人、密切接觸者涉及個人隱私的有關信息、資料的，將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衛生行政部門責令限期改正，通報批評，給予警告；對負有責任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降級、撤職、開除的處分，并可以依法吊銷有關責任人員的執業證書；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因此，媒體應當秉持公共利益原則進行報道，嚴禁對敏感個人信息進行曝光，保護感染者的人格權益。
今年11月5日，中央網信辦發布《提升全民數字素養與技能行動綱要》，這是我國首部提升全民數字素養的行動綱要。《提升全民數字素養與技能行動綱要》強調，要加大個人信息和隱私保護相關法律法規的普及宣傳力度，提高全民個人信息和隱私保護意識。制定完善個人信息和隱私保護標準，健全個人信息和隱私保護監管機制，優化社會群眾監督舉報機制，壓實行業組織、企業機構等保護個人信息安全主體責任，加大對侵犯個人信息和隱私等違法犯罪行為的打擊力度。
媒體報道和傳播敏感個人信息不能任性而為，應當依法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