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春秋遇見的人和神》/李敬澤/浙江文藝出版社/2024年8月
李敬澤曾言，人至30才真正領會經典的重量?！吧頌橹袊x書人，到了一定年紀，對自身文化傳統總會油然而生親近之感。”于是，他沉潛于《詩經》《史記》《左傳》，寫下《我在春秋遇見的人和神》。書中，圣賢、王者、君子、英雄、奇人紛至沓來，癡與醉、仁與血、勇與智、愛與恨交織上演。他讓歷史掙脫紙堆的束縛，不再是冰冷的標本，而是成為血脈奔涌的生命現場，散發著那個時代人性的光輝、品格的高貴與道義的璀璨，構筑起一場跨越時空的精神相遇。
現代學者朱自清認為，經典是“經時間篩選”的作品，是人類文化積淀中“最基本、最精華的部分”，堪稱一個民族的精神基因庫，承載著其精神傳統與智慧根基。李敬澤所沉浸的春秋時代，被哲人雅斯貝爾斯稱作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彼時禮崩樂壞、舊秩序瓦解，恰如文明裂谷之上中華文明的“思想巖漿”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噴薄而出。諸子百家如群星璀璨，各展鋒芒，其思想交鋒與智慧結晶共同奠定了中華文化的基因序列，光芒穿越千年，在思想長空熠熠生輝：孔子周游列國，以“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執著，為亂世注入溫潤理想；孟子堅信人本性是善良的，以躬身實踐“仁”“義”“禮”，實現個人與社會的和諧；老子留下“道法自然”的哲思，指引世人于喧囂中尋得寧靜；莊子鼓盆而歌，攜“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邁向超俗之境，在精神天地里開辟自由疆域；墨子振臂疾呼“兼愛非攻”，以樸素善意對抗戰爭殘酷；韓非子著書立說，以“法不阿貴，繩不撓曲”的冷峻，為治國安邦鋪就制度基石；公孫龍“白馬非馬”的辯題，以極致的邏輯思辨，叩問名與實的哲學邊界……那個時代熱烈而率真，英雄輩出，他們或許有局限、有困惑，卻始終懷抱著“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毅。李敬澤從經典中讀出的，正是這種鮮活的生命力——那不是后人神化的“圣賢光環”，而是真實人性的掙扎與對生命本真的堅守，是“堅持做一個好人、做一個體面的人”的樸素追求，是中華文化最滾燙的底色。
李敬澤讀經典，并非“復古守舊”，而是“從傳統中汲取創造的力量”。因此，他在書中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帶著一種清醒的溫情：既不盲目復古，也不刻意解構，而是于歷史褶皺中探尋與當下的連接。他以敏銳直覺捕捉到那個時代特有的“少年心性”——恰似人類的青春期，滿溢著未經馴化的野性生命力，既孕育著英雄主義的萬丈光芒，也彌漫著悲劇性的血腥殘酷，亦有幾分現代人眼中的不可思議。在那個“平均壽命不足30歲”的殘酷世界里，個體生命卻爆發出驚人的強度與密度：子都擁有耀眼美貌，卻藏著睚眥必報的狠戾；晉文公重耳流亡顛沛，狼狽中始終跳動著不屈的雄心；晏嬰自詡忠誠，但面對偷情被殺的齊莊公，以“誰敢任之”的清醒保持了自尊；刺客要離以殘軀挑戰慶忌，三刺三敗，成就“失敗者的驕傲”。這些鮮活故事，生動印證了軸心時代的核心突破——“人敢于以自身內在世界對抗外部現實”。春秋人物的可愛與可敬，正在于那份拒絕妥協、不踏中庸灰色地帶的決絕：無論至善或極惡，皆如驕陽烈日，愛憎分明，敞亮到底。李敬澤在書頁間反復擦拭、追問并試圖喚回的，便是被稱作“春秋真氣”的生命狀態。他想象“讀《春秋》的關羽，必是從中讀懂了磊落行走于大地的氣象”——這種氣象，是無論順境逆境，皆能坦蕩擔當、光明磊落的人格力量，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以生命為抵押踐行忠于諾言的選擇，是天意高難問，江湖任我行的灑脫，也是守護“寧為玉碎”的蕩氣回腸。
李敬澤帶我們在春秋遇見人和神，那些古人的歡笑與淚水、神靈的沉默與低語，激活了沉睡于典籍的文化基因。這種對歷史的觀照，更讓我們看清自身——如何在混亂中守護秩序？如何在個體與群體間尋得平衡？如何在有限生命中追求永恒意義？正如李敬澤所言：“他們給自己提出的問題，到現在還擺在我們面前，同樣是我們面臨的活生生的問題。”這本書的價值正在于為人性的探索持續提供精神坐標與正向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