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春秋遇見的人和神》/李敬澤/浙江文藝出版社/2024年8月
李敬澤曾言,人至30才真正領會經典的重量?!吧頌橹袊x書人,到了一定年紀,對自身文化傳統總會油然而生親近之感。”于是,他沉潛于《詩經》《史記》《左傳》,寫下《我在春秋遇見的人和神》。書中,圣賢、王者、君子、英雄、奇人紛至沓來,癡與醉、仁與血、勇與智、愛與恨交織上演。他讓歷史掙脫紙堆的束縛,不再是冰冷的標本,而是成為血脈奔涌的生命現場,散發著那個時代人性的光輝、品格的高貴與道義的璀璨,構筑起一場跨越時空的精神相遇。
現代學者朱自清認為,經典是“經時間篩選”的作品,是人類文化積淀中“最基本、最精華的部分”,堪稱一個民族的精神基因庫,承載著其精神傳統與智慧根基。李敬澤所沉浸的春秋時代,被哲人雅斯貝爾斯稱作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彼時禮崩樂壞、舊秩序瓦解,恰如文明裂谷之上中華文明的“思想巖漿”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噴薄而出。諸子百家如群星璀璨,各展鋒芒,其思想交鋒與智慧結晶共同奠定了中華文化的基因序列,光芒穿越千年,在思想長空熠熠生輝:孔子周游列國,以“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執著,為亂世注入溫潤理想;孟子堅信人本性是善良的,以躬身實踐“仁”“義”“禮”,實現個人與社會的和諧;老子留下“道法自然”的哲思,指引世人于喧囂中尋得寧靜;莊子鼓盆而歌,攜“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邁向超俗之境,在精神天地里開辟自由疆域;墨子振臂疾呼“兼愛非攻”,以樸素善意對抗戰爭殘酷;韓非子著書立說,以“法不阿貴,繩不撓曲”的冷峻,為治國安邦鋪就制度基石;公孫龍“白馬非馬”的辯題,以極致的邏輯思辨,叩問名與實的哲學邊界……那個時代熱烈而率真,英雄輩出,他們或許有局限、有困惑,卻始終懷抱著“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毅。李敬澤從經典中讀出的,正是這種鮮活的生命力——那不是后人神化的“圣賢光環”,而是真實人性的掙扎與對生命本真的堅守,是“堅持做一個好人、做一個體面的人”的樸素追求,是中華文化最滾燙的底色。
李敬澤讀經典,并非“復古守舊”,而是“從傳統中汲取創造的力量”。因此,他在書中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帶著一種清醒的溫情:既不盲目復古,也不刻意解構,而是于歷史褶皺中探尋與當下的連接。他以敏銳直覺捕捉到那個時代特有的“少年心性”——恰似人類的青春期,滿溢著未經馴化的野性生命力,既孕育著英雄主義的萬丈光芒,也彌漫著悲劇性的血腥殘酷,亦有幾分現代人眼中的不可思議。在那個“平均壽命不足30歲”的殘酷世界里,個體生命卻爆發出驚人的強度與密度:子都擁有耀眼美貌,卻藏著睚眥必報的狠戾;晉文公重耳流亡顛沛,狼狽中始終跳動著不屈的雄心;晏嬰自詡忠誠,但面對偷情被殺的齊莊公,以“誰敢任之”的清醒保持了自尊;刺客要離以殘軀挑戰慶忌,三刺三敗,成就“失敗者的驕傲”。這些鮮活故事,生動印證了軸心時代的核心突破——“人敢于以自身內在世界對抗外部現實”。春秋人物的可愛與可敬,正在于那份拒絕妥協、不踏中庸灰色地帶的決絕:無論至善或極惡,皆如驕陽烈日,愛憎分明,敞亮到底。李敬澤在書頁間反復擦拭、追問并試圖喚回的,便是被稱作“春秋真氣”的生命狀態。他想象“讀《春秋》的關羽,必是從中讀懂了磊落行走于大地的氣象”——這種氣象,是無論順境逆境,皆能坦蕩擔當、光明磊落的人格力量,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以生命為抵押踐行忠于諾言的選擇,是天意高難問,江湖任我行的灑脫,也是守護“寧為玉碎”的蕩氣回腸。
李敬澤帶我們在春秋遇見人和神,那些古人的歡笑與淚水、神靈的沉默與低語,激活了沉睡于典籍的文化基因。這種對歷史的觀照,更讓我們看清自身——如何在混亂中守護秩序?如何在個體與群體間尋得平衡?如何在有限生命中追求永恒意義?正如李敬澤所言:“他們給自己提出的問題,到現在還擺在我們面前,同樣是我們面臨的活生生的問題。”這本書的價值正在于為人性的探索持續提供精神坐標與正向能量。